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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力上升期需要精神成熟
时间:2013-11-12  

作者: 来源:文汇报

8月25日,著名时政评论员、学者、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邱震海做客第64期文汇讲堂,主讲《国力上升期的精神成熟》,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受邀出任对话嘉宾。

处于国力上升期的中国民众,对外,有大国梦下的激情和“失土必争”心理;对内,有社会各种矛盾带来的标签化和情绪化,整个社会处在内外联动的茫然中。

非常感谢文汇报,今天是回“娘家”。25年前的今天,是文汇报国外记者部编辑给我的约稿信鼓舞、栽培我走上了新闻的从业道路,1990年到1997年,我从德国波恩给文汇报写稿;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问题分析是我的所长。1997年,香港即将回归,我本能感到和1990年在德国经历的两个体制融合完全不同,后者是一个体制被另一个体制合并,但香港回归是人类前无古人的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体制的融合。在东亚发生的一切,对立志做学者型记者的我来说更有吸引力,便放弃在德国的一切回到香港。

1999年,并没有想到中国会崛起,没有想到中国崛起会给世界造成如此大的政治、经济乃至集体的冲击。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十年内,我关注的重点开始转向周边热点、两岸关系、朝核风波,那几年,中日关系燃起熊熊大火,中美关系始终是重中之重。

慢慢地,我们发现自己开始茫然。1999年美国所谓误炸中国大使馆,有些青年激愤地发出“中国可以说不”的声音,但不久我发现:砸成都美国领事馆窗户的青年在美领馆门口排队等签证——西方对中国来说,到底是强盗还是老师?1979年到1989年,中国在西方眼里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,西方对中国非常友善,但现在,原来的朋友渐渐成了对手,是我们变了,还是他们变了,还是我们中间很多关系变了?我称之为茫然。

去年从白云机场坐的士到市中心,途中我和司机聊天,他说喜欢看我节目中的打仗专题,理由是“我一无所有,假如不打仗不会重新洗牌”,最后说今天中国底层有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。这句话让我沉默。仔细想想,今天中国的诸多问题,如同医学上的“良性并发症”,表面看是外交军事问题,其实是内外联动性的茫然:对外,是面临中国崛起时的“失土必争”心理和大国梦下的激情;对内,是转型期的种种社会矛盾带来的标签化和情绪化。

从历史中学做智者,和德国、日本一样,中国也是后发展国家,没有经过充分的思想启蒙,我们习惯以革命解决旧体制问题,只有邓小平用和平的改良促成了发展。

历史是一种智慧,一个人、一个民族或者人类整体,如果不能从历史当中学会一些东西,可能未来会很茫然。德国人说,世界上只有三种人:正常人能够从自己的错误道路上学会正确;最聪明的人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会正确;最愚蠢的人,自己犯过错误,还不断犯。不反思历史,我们常会成为第三种人,往往会不知不觉地犯外在表象不同、内在逻辑相似的错误,有时乐在其中或亢奋其中。看过去150年国人走过的路,无论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还是国共仁人志士,难免走了好多弯路。

今天我们做国际时事评论,除了解释事实,还要预测未来。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,一个民族可能有很多种历史:政治史、经济史、科技史、文化史、教育史、外交史、军事史,但常常会忽略精神史或者思想史。整个社会大到决策者,中到精英智囊乃至媒体人士,低到普通老百姓,人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工程师和设计师,我们有什么样认知水准,就能做出一个怎样的国内产品和国际产品:国际产品决定怎么和世界相处,国内产品决定未来50年走向何处。有观点说问题很多,要倒退到1978年前,因为那时没有贪污等;有观点说,我们要用最极端的办法来改革。但如果今天人们不具备成熟的认知水平,我们未来的路依然会很茫然,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其实真的到了精神十字路口,这些促使我思考: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国力上升期需要精神上的成熟。

德、日都是后发国家,高速发展时,所有的市场都被别人占了,无形中有一种追快的心理;与英法相比,在崛起乃至崛起结束,它们都没有完成启蒙,甚至都没有开启过思想启蒙进程。换句话说,玉不琢不成器。我觉得我们国民非常善良,从过去的臣民到今天的顺民,就是没有经过公民进程的雕琢。以西方概念来说,所谓思想启蒙浪费了或者错过了。比如五四运动,民族在衰败期精英阶层有焦虑,会变成茫然和骚动,茫然到最后我们的传统文化都可以不要了,从抛弃器物到制度最后到文化。假如我们精英阶层在当时有一定韧劲一定理性,说不定可成就一番大事,然而没有,最后被革命浪潮所吞没。

所以,我们自然要追问,中国人精神意义上成熟吗?过去150年可歌可泣过程中,不同药方拯救同一个祖国,像两三个外科医生用不同手术方案给病人开刀,手术方案可以讨论,即使中医西医也可以兼容,但我们只有排他性。讲到革命和改良问题,只有邓小平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铁定定律,无论商鞅变法、戊戌变法,都是推翻旧体制建立新体制,很少有妥协,遵循游戏规则,进行建设性斗争而非对抗性斗争,几乎没有。而邓小平改革开放,在我看来有令人自豪的三大特征,第一,和平,将一个旧模式嫁接一个新模式;第二,以富国强兵为载体;第三,追赶西方。

现代化有三个层面,物质、制度、精神。中国当年败给日本,是因为中国没有完成制度层面的现代化;日本现在走向右倾,是因为它没有完成精神层面的现代化。

从历史来看,中国和日本同时开始现代化进程,中国是洋务运动,日本是明治维新,都是被外力所迫,选择路径也是相同的富国强兵追赶西方。但日本成功了。

为什么中国会败给日本?我认为,现代化有三个层面:物质、制度、精神,当然不一定分绝对先后。当年北洋海军基建在亚洲属一流,但日本人看见清军士兵将洗完的衣服晾在炮筒上,立即预言这支队伍必然失败,因为它没有现代化管理。电影《甲午海战》中,邓世昌发射炮弹,有的竟然是沙子,军款都被贪污了。这背后是体制问题。然而体制又来自何方?我们寻找过很多体制,有过诸多左右之争。我们也许太多寄希望于科学家来解决物质现代化的问题,而忽略了同时期的知识精英去思考物质背后的更内在一面。但物质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三分之一,还有制度现代化,保证物质现代化需要一个基本框架,它就是一个制度,但是这个框架我们一直没有找到。

日本明治维新后,我们必须承认,他们已经基本完成制度现代化:完成了企业制度的现代化和国民素质的现代化,这是一个重要挑战或者转型过程。日本思想家福泽早年提出“振兴大和民族”,类似今天中国提出“中国梦”,非常正面,但到了晚年,当1895年日本把中国打败,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,“我为我们打败清国而热泪盈眶”。一位日本民族精神领袖,晚年发出这样的喟叹,不难看到他的精神轨迹发生了变化:从早年的爱国主义者到晚年的帝国主义者,中间只有一步之遥,虽然一步之遥跨越了十年三十年,这一步却在不知不觉中完成。从甲午海战打败中国——曾经的老师,到1895年打败俄罗斯,日本人是何等自豪,这是一面严重扭曲精神的旗帜!福泽说,“我们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,我们还要领着所有亚洲国家抗衡白人统治。”然后他用的所有手段全是帝国主义式的扩张。你不能否认其内核里有0.001%的合理元素,有为振兴民族的悲情所裹胁的抗争。但这0.001%的合理成分被99.9%的军国主义所侵吞。所以说,日本的精神层面并没有完成现代化。所谓的思想启蒙也好或者反思历史进程也好,日本和德国完全不同,它对历史反思不清醒不彻底。因为它的天皇体制还在,而德国的希特勒体制已经不存在。

2004年我到日本考察12天,我在靖国神社里看了描述当年军国主义如何兴起的纪录片,陪同的女翻译是位“亲华派”,她居然表达了“没有这些先烈,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”的意思。我无语,那些民族主义、帝国主义的逻辑最内核永远是爱国主义,外面层层包装:先是极端民族主义,然后殖民主义。在批评日本人的很多盲点时,我们要反思中国自己。在今天我们崛起期是否也会犯表象不同、本质似曾相似的错误?

一百多年前,前辈知识精英因国力衰败而焦虑,而今天,国力崛起,是否又过分自豪?所以亟需呼唤国民精神成熟。

反观中国自身,我们如何和世界相处?一个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必然有困境,按照国际学者的观点:安全困境到底是自己认定,还是确有其事?西方话语中会有“半杯满半杯空”的说法,就是不同视角有不同解读。

今天中国崛起,周边有安全困境,譬如能源短缺:1993年石油进口,2009年开始天然气全部进口,从明年起石油对世界依赖将超过美国。我们周边海洋困境也很多。但从“半杯空”的角度看,今天中国安全困境有19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时,美国包围中国那么严重吗?有苏联屯兵压阵东北那么严峻吗?今天所谓战略困境是一种伪问题,是我们自己认为的“半杯满”,我们完全可以和世界和平相处。当然今天中国已经变了,已经从提携者变成一个竞争对手。不但从意识形态而且从战略利益,从国家规模国力竞争上相互竞争。但是不是要互相竞争升级?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一模一样,你恶他也不友善,你善他也难以恶,至少从公关层面也是可以相互感染的。

国内问题也是如此。用我的话来说,精神层面上还有待于成熟。过去150年历史当中,坦率讲有很多改良问题,被我们很急躁地用革命问题去改造。

我刚才高度评价了邓小平35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,颠覆了我们只会革命不会改良的传统。过去30年没有革命,基本上清除了思想暴力、语言暴力、制度暴力。我们第一次学会了和平、理性地解决问题。听上去有点可悲,但我认为在中华民族历史长卷上是很了不起的。1980年代,中国是“牧歌般行进”的现代化,物质很贫困,心灵很开放,对未来充满希望;到了1990年代,物质渐丰,人们不太关心国家走向,开始埋头赚钱,无可非议地满足赚钱这种动物般的本能,心灵开始变得封闭;又过了十年,物质更丰,心灵却开始茫然,因为我们与西方关系茫然,最关键在于精英阶层开始茫然了。今天中国发展到现在,很多种力量同时角力。第一是商业力量,很多民营企业,资本力量是无穷的,只要有资本就能做好事也能做坏事。第二是知识力量。第三是公民力量,今天的微博在惩治腐败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,在正能量传播上,也不可小觑。第四是政治力量,有进步的、有保守的、也有茫然的。第五是法制力量。但是很重要的是前三股力量:资本力量、知识力量、公民力量。

我对第二种知识力量寄予希望,因为中国知识精英还没有发挥出有效的独立思考和正确的引领作用,只是把无奈归咎于政治权力的钳制。当一百多年前,前辈知识精英因国力衰败而焦虑,变成茫然变成骚动时,他们没有时间和耐心去启蒙,只是赶紧选择革命以求得一劳永逸。而今天,我们国力崛起,是否又过分自豪,一不小心走向自负,再走向傲慢,但背后依然是焦虑茫然呢?所以,今天谈这个问题很沉重。因此,也亟需呼唤我们国民的精神成熟,呼唤知识精英发挥作用。

我们需要通过培育公共讨论文化,来建立理性的思维,以此稳健地走向民族未来。而健康的公共讨论,应当穿过政治主义之争,抛开情绪之扰,直达问题的本质——逻辑。

当我做出那么多评价,最后要问:走向成熟的路在何方?我觉得,今天中国的知识精英应大量整合、梳理目前民众已有的情绪和该有的精神状态。今天既不可能希望政治权力赐予无限自由,也不可能寄希望思想启蒙的重新来过。我们生活在21世纪,公共空间已经形成。网络、微博、今天这样的讲座形式,都已表明公共空间已经形成,然而公共讨论没有形成。所以我提出:今天的中国有健康的公共讨论吗?我认为没有。这个公共讨论受到的限制很小,很多是被自己浪费和滥用了。像网络语言“用核武器铲掉日本”,就是滥用了公共讨论和自由空间。今天中国只要从知识阶层开始做起,学会建立一种好的讨论文化,折射在我们的电视节目里面,折射在媒体视野里,折射在公共空间,也折射在每个公民的讨论中。我们学会讨论学会谈话很重要。人的讨论有三个境界,最外层可能是政治立场,谈一个问题,不同药方;下一个层面,人的情绪。我们用人性的话来说,谁没点脾气。一个民族当然有脾气,这是情绪,但是情绪是茫然的,是一块没有经过雕琢的石头。我们的知识精英包括媒体人士、学者在引导民众思维的过程当中,能不能跨越情绪,进入到下一个逻辑层面来思考问题,逻辑就是问题本质,没有主义之争,剥离情绪直达问题核心。比如,我是学者,就只有一个立场——我的学术良心。一旦进入到逻辑层面讨论问题,我们会冷静下来,不会吵得那么非理性。

这个世界是复杂的,不是那么容易标签化。当我们不再标签化时,我们会正视对方,你说的不是全有道理,我的也不是全有道理。其实这是非常简单的讨论问题或者思考问题的方式,但是我们需要学习需要建构需要培养,由此从感性走向理性。如果大家能够逐渐形成这种氛围,就可能促使民族在未来通往稳健之路,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弯路。对此,我充满信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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